韓國信川康氏大宗會致力尋根溯源，從韓國相關典籍中確認康氏根于中國，得姓始祖為康叔，入韓始遷祖為康侯，是康叔次子。但是，康侯的名諱、他何時入韓，卻沒有找到確鑿的典籍證據(jù)，成了韓國宗親一直期待弄清的問題。近年來，借助中華康氏文化研究會這一平臺，兩國康氏宗親聯(lián)誼交流逐步深入。韓國信川康氏大宗會會長康周熙，多次與獻堂會長就此事交流溝通，以期通過中華康氏文化研究會的努力，從中國古代典籍中找到答案。獻堂會長與研究會有關人員經(jīng)過廣泛查閱先秦典籍，在《逸周書·作雒解》中發(fā)現(xiàn)一條很有價值的記載：“俾康叔宇于殷，俾仲髦父宇于東。”聯(lián)系《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中“康叔卒，其子康伯立”之言和古來立嗣以長的禮制，知代康叔而立的是其長子康伯髦。依照伯仲叔季的兄弟排序，評定“三監(jiān)之亂”后，與“康叔宇于殷”同時受封“宇于東”的仲髦父，很有可能是康叔的次子。“中髦父宇于東”的“東”，具體在什么地方，尚無明確所指（似乎可認為是朝鮮半島）。更令人遺憾的是，也未能從《尚書》、《詩經(jīng)》、《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等典籍中發(fā)現(xiàn)可作注腳的記載。獻堂會長把這極為有限的寶貴資料告訴周熙宗長，他深表感謝的同時，更迫切地期待研究會繼續(xù)深入發(fā)掘，能得到更多證據(jù)。為此，特委托康炳勛常任理事前來中國，對韓國康氏始遷祖的具體信息做進一步確認。

27日，獻堂會長熱情接待炳勛常任理事，對韓國宗親真誠執(zhí)著的根親情懷表示敬佩。他與炳勛進行了深入交流，并拿出《逸周書》，翻到“作雒解”一節(jié)，指著“俾康叔宇于殷，俾仲髦父宇于東”這段話，一字一句地解釋、說明。接著，又拿出《中華太廟宗譜》一書，翻到“康”氏一節(jié)，讓炳勛細心閱讀。然后，又會同研究會有關人員，一起就韓國康氏的根源作了有益探討，并提出進一步深入研究的思路和資料線索。為表示韓國宗親尋根溯源的嚴謹態(tài)度，應炳勛常任理事的要求，獻堂會長和研究會還就此向康周熙會長書寫《確認書》如下：

韓國信川康氏大宗會康周熙會長:

貴會詢問仲髦父進入朝鮮的史實，我們知之非常有限。僅在搜集康氏家族史資料時，見《逸周書·作雒解》中有“俾康叔宇于殷，俾仲髦父宇于東”的唯一一處仲髦父的記載。從這處記載中可知，仲髦父和康叔是同時得到封土的：康叔在殷地，仲髦父在東方。康叔的長子叫康伯髦（髦也可寫作“懋”，伯髦父也稱王孫牟，因為他是周文王的孫子），由伯、仲、叔、季的兄弟排列方式看，很容易將伯髦父和仲髦父聯(lián)系起來，將仲髦父視為康叔之次子。但是，我們從《尚書》、《詩經(jīng)》、《左傳》、《國語》、《戰(zhàn)國策》、《史記》等書籍的原文和注解中，并未見到“仲髦父宇于東”的“東”，具體在何處。考慮到朝鮮、大韓民國康氏作為康氏大家庭中的一員，習慣上稱東康氏，感覺到這是一條有價值的，可以繼續(xù)追尋的資料線索，尚不敢作定論。待今后有新的發(fā)現(xiàn)時，定當及時告知。

中華康氏文化研究會會長 康獻堂

中華康氏文化研究會  譜牒部

                           2017年9月27日

28日，獻堂會長又與韓國宗親就如何進一步加強兩國康氏間的聯(lián)誼交流作了深入交談。最后，獻堂會長特意向韓國宗親贈送了《逸周書》和《中華太廟宗譜》兩本書、《康氏文化》雜志和自己購買的《康氏家訓》精制竹簡，并叮囑炳勛要將《康氏家訓》竹簡放大復制后掛在韓國信川康氏大宗會的辦公室里，激勵康姓人世代傳承康氏崇德尚善的優(yōu)良家風。臨別，炳勛理事長滿懷收獲的喜悅，真誠邀請獻堂會長等方便時再訪韓國信川康氏大宗會，并祝愿中華康氏文化研究會不斷取得新成果，期盼古衛(wèi)國康氏文化苑早日開工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