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書”上達天庭

四月十四（5月8日），中日雙方就《馬關條約》，在煙臺換約。對于大清，這是一個錐心刺骨的慘痛之日。

換約兩天后，即四月十六（5月10日），悲痛欲絕的光緒寫下了一道“朱諭”，這是皇帝親手用血紅的朱筆寫下的諭旨，為御旨中的最高形式了。光緒批道：“交內(nèi)閣。本日發(fā)下朱諭一道，軍機大臣面奉諭旨：交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于十七日同赴內(nèi)閣閱看。”

這是一份皇上親自寫定，并布置內(nèi)部最高級別的大臣何時、在哪里閱看的最高級別的機密文件了。

它源于翁同龢的建議：“今者御押已簽，條約已定，皇上當下哀痛之詔，作舍舊之謀，奮發(fā)有關，以雪恥斯?！?/span>

這是一份“哀痛之詔”。

光緒沒有將它寫成“官樣文章”，還真情實露地道出了簽約的“難言之隱”，以求臣工“深解內(nèi)心，發(fā)奮自強雪恥”。故此，此諭旨顯得更加“機密”。

所以，翁同龢日記中記載：“……由領班軍機赍往內(nèi)閣，交侍讀等，并傳不得抄錄攜出。”

對這份諭旨，只能看，不得抄錄，更不許攜出。

可以看看光緒帝親筆留下的這篇文字：“近自和約定議以后，廷臣交章論奏，謂地不可割，費不可償，仍應廢約決戰(zhàn)，以期維系人心，支撐危局。其言固皆發(fā)于忠憤，而于朕辦理此事兼權審處萬不獲已之苦衷，有未能深悉者。自去歲倉猝開釁，征兵調(diào)餉，不遺余力，而將少宿選，兵非素練，紛紛召集，不殊烏合，以致水路交綏。戰(zhàn)無一勝。至今日而關內(nèi)外情勢更迫，北則竟逼遼沈，南則直進京畿，皆現(xiàn)前意中之事。陪都為陵寢重地，京師則宗社攸關，況廿年來，慈闈頤養(yǎng)，備極尊榮，設一朝徒御有驚，則藐躬何堪自問。加以天心示警，海嘯成災，沿海防營，多被沖沒，戰(zhàn)守更難措手，用是宵旰彷徨，臨朝痛苦，將一和一戰(zhàn)，兩害熟權，而后幡然定計，此中萬分為難情事，乃言者章奏所未詳，而天下臣民皆應共諒者也。茲當批準定約，特將前后辦理緣由明白宣示。嗣后，我君臣上下，惟當堅苦一心，痛除積弊，于練兵、籌餉兩大端，盡力研求，詳籌興革，勿存懈志，無騖空名，勿忽遠圖，勿沿故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于中外臣工有厚望焉?！保ㄜ姍C處《洋務檔》，錄自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

在這份并不長的“哀痛之詔”里，可以看到的東西很豐富，透露了光緒在戰(zhàn)和兩難之中的“難言之隱”。他坦誠承認了清廷已是“危局”：將少，兵是烏合之眾，戰(zhàn)無一勝；陪都陵寢、京師宗社、慈闈頤養(yǎng)，都受到了外敵的威脅，加上海嘯成災，作為一國之君，他只能“宵旰彷徨，臨朝痛哭”，真是“萬分為難”。所以，他請求“天下臣民皆應共諒之”。厚望“君臣上下艱苦一心，以收自強之效”。

光緒在提及慈禧太后的時候，用了“備極尊榮”四個字，深有用心。這是任何人都看的出來的。

看罷這道朱諭的高官們，會是如何呢？深深震動。

不知何種原因，這道絕密的朱諭還是很快在京城流傳了起來。康有為看到了這份“哀痛之詔”。他是從哪里看到的，未知。

自5月8日中日《馬關條約》換約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致電李鴻章，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接受德國、俄國和法國的建議，可以考慮放棄遼東半島，德國、俄國、法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正式聯(lián)合向日本提出拒絕日本索取中國遼東半島，日本得罪不起這三國，再加上在甲午一戰(zhàn)中占的便宜太大了，日軍退出了奉天、鞍山。這樣一來，使朝廷中的一部分茍安的官僚頓時覺得甲午危機已然過去了，“和議既定，肉食袞袞，舉若無事”。在一場巨大的國難面前，朝野上下茍且偷安的氣息，深深刺激了康有為。正是光緒帝的清醒，使他又看到了希望。

朝考一結(jié)束，他就在“萬言書”的基礎上，開始修改。將前書中的拒和、遷都、再戰(zhàn)的內(nèi)容抽去，重新充實了改革變法的內(nèi)容，很快擬出了《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富國、養(yǎng)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圉呈》，一萬五千言，即《上清帝第三書》。

這是一份改革方案。

對于光緒來說，不能不說他來得正逢其時。

《上清帝第三書》提出的具體改革建策內(nèi)容是什么？大體三部分內(nèi)容：其一為富國之法六項：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幣，郵政。其二為養(yǎng)民之法四項：務農(nóng)，提倡西方農(nóng)業(yè)科技，設立農(nóng)學會，絲茶局；勸工，各州縣設立考工院，學習西方技術，設立功牌專利制度；惠商，設立通商院，并在直省設立商會、商學，以開辟國際貿(mào)易；恤窮，實行移民墾荒，設立禁惰院以教游民無賴，收養(yǎng)窮人。其三為社會改革，包括科舉與新教育、設立道學一科以崇孔子教、培養(yǎng)人才、軍事體制改革和設立“議郎”。

關于軍事體制改革，康有為有六項內(nèi)容：一曰汰冗兵而合營勇，二曰起民兵而立團練，三曰練旗兵以振滿蒙，四曰募新制以精器械，五曰廣學堂而練將才，六曰厚海軍以威海外。皆是較大的題目。

關于新教育，康有為提議：令各省州縣設立藝學書院，選學童十五歲以上入堂學習，試以經(jīng)題策論與專門之學，半數(shù)中選，薦于省學，謂之秀才，五年不成者出學；省學每歲考其專門之學，并試經(jīng)、史、掌故，半數(shù)中選，貢于京師，謂之舉人，五年不成者出學；京師之法與省學相同，半數(shù)中選，謂之進士，三年不成者出學。

林克光指出，《上清帝第三書》后來流傳較為廣泛，因未見呈本原件，有人懷疑事后篡改。臺灣學者黃彰健等曾推測原本不會有設“議郎”的內(nèi)容，認為這種建議都察院不敢抄錄代呈。1985年孔祥吉將進呈原本從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中發(fā)現(xiàn)，全文刊登在《歷史檔案》1986年第一期，使真相大白。原本不但有設“議郎”的內(nèi)容，而且其全部內(nèi)容均與坊間刻本相同，僅少數(shù)文字略有差異。

“議郎”之說，雖為漢制就有，卻極像西方議會制度的“議員”。這也是康有為“變法”建言中最大最重的亮點。從十萬戶中推選出一人，此人要“博古今、通中外、明政體、方正直言”，他來自民間，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代表著民意。為了防止這部分人都由“仕者階層”把控，“未仕者”也可被選舉產(chǎn)生。他們甚至可以“上駁詔書”，目的是“下達民詞”。逢國家重大的內(nèi)外大政，他們都有權出席會議，表達意愿。最后在表決中，少數(shù)人來服從多數(shù)人的意見。會議通過的決議，由政府各部門去執(zhí)行。也為了防止這些人的意見“固化”，每年重選。

在幾千年的封建專制中，提出“議郎”這樣的建議，確是對封建皇權的挑戰(zhàn)，確有著要從皇帝這里分權和奪權的意味。但“議郎”代表著民意去參政議政，又是保證國家大事直通民心的關鍵。若民心盡失，國將不國?？涤袨檫@是在大膽為民權爭一席之地。

康有為的“膽識”，我們清清楚楚看到了?？吹搅?，就沒有理由否認它。

謝璽璋在《梁啟超傳》中說：

這樁公案雖已了結(jié)，但近年又有人提出，康有為對西方議會制度并非真的了解，“議郎”更像皇帝的咨詢機構(gòu)，而非民主參政。但這已經(jīng)不是對于事實的考察，而近乎價值評判了。而且，這種評判帶有非歷史的性質(zhì)。當時對康有為來說，只有兩種可能：或者還不懂什么是議會民主；或者他有了一些了解，但還不能對皇上說。在這種場合他把話說到這種程度，已經(jīng)非常難得了。朝內(nèi)高官，無論是翁同龢還是孫毓汶，恐怕都說不出來……

《第三書》五月二十九日遞交都察院。都察院代奏時折子上說：“據(jù)廣東進士康有為條陳善后事宜一件，赴臣衙門呈請代奏。臣等共同閱看，該條陳尚無違礙之處，既具該進士取具同鄉(xiāng)京官印結(jié)呈遞前來，臣等未敢壅于上聞?！绷氯眨疾煸捍f軍機處，軍機處大臣翁同龢當天呈光緒御覽。

這就是說，《第三書》在經(jīng)過都察院和翁同龢審查之后，呈給了皇上。——這一次，竟如此順利。

這時，光緒帝才第一次見到康有為的奏折。這也是康有為戊戌變法前五次上書中，唯一上達御覽的一次。

上書終達天庭。

我們已經(jīng)知道，《第三書》的變法建言中，是很有些“格外突破的言論”的，比如“議郎”之策等等。光緒帝不會看不到。他看了之后，是什么反應呢？

光緒帝很高興，很滿意?！吧嫌[而喜之”，光緒在召見都察院左部御史史裕德時，“面諭以康某人條陳，深通洋務，惟鈔法一條不可行”。梁啟超說：“康有為之初承宸眷，實自此始?！比绻f這些話由康有為師徒來說“不太合適”的話，光緒的態(tài)度卻是最明白無誤的——他很快破格令軍機處抄錄三份，一份存召見官員處理政務的乾清官，一份存皇上辦公的勤政殿，以便隨時閱覽，一份存軍機處并抄發(fā)各省督撫將軍會議奏復。另外，將原呈和都察院奏片于七日當天送頤和園呈慈禧太后懿覽。

這充分說明光緒對《第三書》的極端重視。

光緒要求軍機處抄發(fā)往“各省將軍軍督撫議”的上書奏折共九件，康有為的《第三書》為其中一件。這些十分重要的奏折，都是關于甲午戰(zhàn)后的改革建言。

各省的督撫將軍們，通過學習和討論者九件“重要的改革文件”，也“使得剛中進士、分發(fā)工部學習的康有為，一下子獲得了極大的政治名聲”。（茅海建語）

這是光緒發(fā)出的一個強力的改革“信號”。

這九折是四百里加急傳送，又限各直省將軍督撫一月內(nèi)籌劃辦法復奏，不準“畏難茍安、空言塞責”，因為這“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時”。

自強救國，變法圖強，光緒帝決心已下。

康有為的《第三書》是六月三日由軍機處翁同龢遞呈光緒的。

就在前兩天，翁同龢悄悄去見了康有為……

翁同龢何故來訪

但翁同龢撲空了，康有為有事外出了。

翁同龢是看到了康有為五月二十九日所上的《第三書》后，于六月二日，由戶部主事、康有為的同鄉(xiāng)陳熾陪同，不惜屈尊來到康有為下榻的粵東會館的。

以兩代帝師、堂堂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士之身的一品大員翁同龢，來會訪一個小小的工部主事，這事情有些稀奇。

翁同龢在毓慶宮行走，是唯一能與光緒帝朝夕相處“造膝獨對”的近臣，權傾朝野。

翁同龢當然還記得七八年前的事情。1888年，康有為來京會試，最想見的人就是翁同龢。他給翁同龢的信被回絕后，寫下了《上清帝第一書》，仍然托人求到了翁同龢請為代遞。翁在日記上寫道：“語太訐直，無益，只生釁耳，決計覆謝之?！北M管再次回絕了，但康有為給他留下了一個并不錯的印象?！兜谝粫分泻苡姓嬷埔?，所以他悄悄抄錄了一千多字留存了起來，這是康有為并不知道的。

這一次的來訪，有些“悄然暗訪”的性質(zhì)。否則，他完全可以預先通知康有為，更可以約康有為在一個合適的場合一見。沒有通知，讓陳熾悄悄陪同徑自來訪，也頗符合翁的性格。去信，或讓人通知，總有些興師動眾了。率性順便來訪，在就見見，不在再說。依他的身份，親自前來拜訪，又是誰也不會想到的。他可能就是希望誰也不知道最好。但有一點是最真實的，那就是從殿試起，到看罷康有為的《第三書》，翁同龢“坐不住”了。

這深層的原因，康有為更不會知道。

這與一個人有關，天津海關道、招商局督辦、官辦商人盛宣懷。

還在《馬關條約》尚未簽署的時候，1895年4月和5月，盛宣懷就敏銳地意識到戰(zhàn)敗后的大清，不能再沿襲舊有的老路走下去了，必須盡快調(diào)整內(nèi)外政策，實行變法，方可能扭轉(zhuǎn)局面變?nèi)鯙閺?。他又是一直?jīng)商辦洋務的“老官商”，知道此時找誰最合適。于是，他分別鄭重地給直隸總督王文韶、戶部尚書翁同龢、大學士李鴻章致函。他認為，此時唯有這三個人會明白理解他的用意并對光緒帝產(chǎn)生影響。4月30日，他在寫給翁同龢的信中，強調(diào)所謂自強之道，不外作人才、儲國用、飭武備三大端而已，力勸翁同龢要利用與光緒帝的特殊關系，敦促光緒帝毅然變法，振興國家。

盛宣懷的話，深深觸動了翁同龢。作為在光緒帝身邊近二十年的老師，他深知自己對皇上的影響，滿朝皆無第二人。但這也使他誠惶誠恐。甲午一戰(zhàn)，他和光緒帝極力主戰(zhàn)，沒想到敗得如此之慘。這使他明白“不變法，不大舉，吾知無成耳”。他同意盛宣懷的看法，早已在他與別人的通信中，開始商討具體的變法大計。對于他來說，這是一次難得的轉(zhuǎn)身。尤其是對于西方國家的態(tài)度，他一變過去保守頑固（他曾仇視在中國修鐵路）的立場，開始與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美國傳教士李加白等人探討過有關聘請西人，效法西方近代國家實行變法等問題。他請李提摩太擬定了一份變法維新的計劃書，交給光緒參考。他的目的，是想請李提摩太擔任中國政府的新政顧問。

光緒帝對這位培養(yǎng)自己近二十年的老師，自是非常倚重，“每事必問同龢，眷倚尤重”。甲午戰(zhàn)敗后，年輕的光緒帝開始“知西法不能不用，大搜時務書而考求之，見康之書大驚服”。

翁同龢更太想幫助自己的學生光緒帝變法圖強。光緒帝在《馬關條約》簽約前悲痛欲絕，深深刺激他拋開了自己的各種顧慮，決心竭力相助。

身處朝廷中樞，他最明白兩點：一是清廷真正的政治權利，并不在光緒帝手里，還在慈禧太后處；二是要變法圖強，清廷內(nèi)部還沒有一支值得信賴的力量。

正是這支已悄然崛起的以康有為為主的變法維新的力量，讓翁同龢看到了希望。

而光緒帝目前最憂心的事情之一，就是缺少推動變法的人才?？涤袨樵凇兜谌龝分屑埠簦ㄗh光緒帝要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正中翁同龢與光緒帝的下懷。

康有為的身影，在他的面前越來越清晰。

這就是翁同龢來訪康有為的原因。

他到粵東會館的這天，恰逢康有為外出了。

康有為回來一聽，立即前往東單翁社回訪。這一天，他已經(jīng)足足等了七年。

兩人就國家面臨的困境及其可能的解決辦法，交換了意見。翁對康的一些見解表示贊同。

這是一個標記。帝黨領袖翁同龢與康梁等維新派人物的結(jié)盟，從此開始。

也就是在這一次的會面之后，康有為對翁同龢的印象和評價很好很高了，稱翁為“中國維新第一導師”。

梁啟超說：“自是翁議論專主變法，比前若兩人焉……備以康之言達皇上，又日以萬國之故，西法之良，啟沃皇上，于是皇上毅然有改革之志矣?！?/span>

這個時候，翁同龢還在“毓慶宮行走”，這是翁得天獨厚的特權和便利。毓慶宮是光緒帝的學宮，翁于光緒二年（1876）四月起，即在毓慶宮行走，授學光緒帝前后已長達二十年。二十年的朝夕相處，翁同龢簡直如同看著一個兒子在自己的教誨下成長了起來，已經(jīng)成為一個充滿了英氣的皇上。這種特殊的君臣關系，使他人生的天平不得不靠向光緒。他很驕傲皇上開始有了自己的主見，并傾向開明與自強。在教學過程中，光緒帝自然常常在書房與翁同龢“獨對”，只有他們師徒兩人一坐，屈膝靜靜深入地商討國事。甲午之戰(zhàn)，他堅定地支持光緒帝主戰(zhàn)，與主和派形成了兩個陣容，后人稱為“帝黨”與“后黨”。本指望甲午一戰(zhàn)能勝，光緒受制于太后的處境必然得以寬松甚至解脫，不料一敗涂地不說，清帝國的損失如此慘重。在兩難之中，光緒是極不愿意在《馬關條約》上簽字用寶的，“臺割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無奈在太后等人的逼迫下，只能違心地在條約上簽字用寶。當時的一幕甚慘，翁同龢呈旨時“戰(zhàn)栗哽咽”，進入毓慶宮書房時，兩人“君臣相顧揮涕”。那么，當光緒帝看了康有為的《第三書》“覽而喜之”“嘉許”的時候，一定在毓慶宮與翁同龢“獨對”時和翁討論過康有為和他的《第三書》無疑。而且，康有為在翁宅和翁的這一次會面后，翁同龢一定將這次會見的詳情轉(zhuǎn)告了光緒帝。

康有為也就真的第一次向光緒帝“走近”了。

六月三十日，康有為再撰“為變通善后，講求體要，乞速行乾斷，以圖自強呈”，即《上清帝第四書》。

《第四書》提出要講明國是，實行全面根本的變革?！氨M棄舊習，再立堂構(gòu)”，并第一次提出設立報館、學會。

簡單地說，《第四書》的具體辦法為五條：一、“下詔求言”，在午門設上書處，許天下言事之人到這里遞折。二、“開門集議”，令天下十萬戶而推一人（議郎），凡有政事，皇上則御令之會議，三占從二，立即實行。各省府州縣咸令開設。三、“辟館顧問”，大開便殿，廣陳圖書，令天下人才皆在左右，上以啟圣聰，廣所未聞，下以觀人才。四、“設報達聰”，令直省要郡設立報館，州縣鄉(xiāng)鎮(zhèn)也令續(xù)開，購取各國著名報紙，令總署擇要翻譯其政藝，“俾百僚咸同悉敵情，皇上可周知四?！?。五、“開府辟士”，從中央到督撫、縣令都開幕府，收羅人才，“合天下之知以為知，取天下之才以為才?！薄芭d舉新法，經(jīng)營百度?！?/span>

這五項措施的實行，康有為建議先由皇上下詔罪己，收天下之心；次賞功罰罪，以伸天下之氣；然后舉逸起廢，求言廣聽，廣顧問以盡人才，置議郎以通天下，數(shù)詔一發(fā)，天下雷動，變法維新運動自然推動起來。

《第四書》沒有《第三書》的運氣，康有為和《第三書》一樣先呈都察院請求代遞，都察院以康有為已被任命工部主事為由拒絕接受，轉(zhuǎn)給了工部。工部尚書孫家鼐對《第四書》很稱道，許為代遞，五堂皆畫押，但李文田適置工部，他不肯畫押。最后袁世凱同意幫忙，代遞給了督辦處，但榮祿不肯收，《第四書》終于不能上達。

康有為《第四書》的沒有上達，說明盡管在清廷的官場中有了一席之地的康有為，仍然很難上書。層層官吏在為變革和維新設障。梁啟超等幾個弟子不甘心，又去都察院請求再遞，仍然被拒絕。

別說康有為的變革和維新被設層層障礙，就連光緒帝變革和維新的諭令，結(jié)果又如何？

7月19日，光緒帝發(fā)布令各省舉辦十四項新政的上諭。這是光緒胡燏棻、陳熾、康有為等人的奏折中提取了他認為是當前切實可行的十四項新政，計有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chǎn)、折南漕、減兵額、創(chuàng)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整厘金、核關稅、稽荒田、汰冗員等。上諭依舊是四百里快馬傳遞，要求各省“皆應立時舉辦，悉心籌劃，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nèi)，分晰復奏”。全國各省，僅除西藏、蒙古情況特殊未遞。

這可是皇上下的圣令啊。

力行新政，因時變法，破除積習，以期國家振興富強。

其實，這十四項新政并沒有什么大的內(nèi)容突破，如康有為所提出的“設議郎”等敏感的內(nèi)容就沒有被采納。這十四項新政變革，大多也是過去洋務派提出過并局部實行過的，只是這一次光緒帝把它們集中提出來而已。

結(jié)果如何？按期復奏者寥寥數(shù)省，絕大部分省超過了期限，山西巡撫竟然拖到轉(zhuǎn)年春天。這說明各省地方大吏對光緒帝在拖延觀望、敷衍塞責。還有，福建等五省竟然未見復奏，這完全是置之不理之態(tài)度了。

復奏的意見，更讓人啼笑皆非。贊成其中某幾項新政的不乏其人，表示反對的是多數(shù)，更多的是觀望不表態(tài)。頑固派大部分持反對意見。山東、廣東、湖北巡撫反對變法?！白詠硎ベt之君，承帝王之薪傳，守祖宗之法度……弗肯輕事紛更”（廣東巡撫馬丕瑤《遵旨籌議時務各條，酌度辦法，據(jù)實復陳折》）。這是暗示光緒帝在背叛祖宗。反對者尤其反對學習西方，污蔑主張學習西方的人是“賊子、奸民、奸細”，認為引進西方技術和文明是“光天化日清明世界之中，又雜一魑魅魍魎之世界……泰西之法，只可行之泰西諸國，若用于中國，是亂天下之道也”（河南布政使額勒精額《鐵路萬不可開等事折》）。

光緒帝原想再下詔敕十二道，布維新之令，大行變法之事。十二道詔書都擬好了。

但慈禧太后反對。十四項新政被扼殺在搖籃中，尚未頒布的十二道詔書也流產(chǎn)了。黨帝中的一批官員志銳、汪鳴鑾、長麟、文廷式等先后遭謫戍、革職、趕出京城。帝師翁同龢也被革去毓慶宮的差事。

警覺的慈禧太后嗅到了什么？

否則，她如此何來？

有一些研究者提出慈禧最初并不是變法的阻止者，那么，此時距1898年真正開始變法還有三年的時間，這阻止者是誰？也可以說是朝廷從上到各省的頑固派在極力阻止。但哪個頑固派能有如此大的膽量和能量，將皇上的上諭當耳旁風？事情已經(jīng)再明白不過，滿朝中只有慈禧牢牢掌握著朝政大權，光緒帝只是前臺擺設。晚清這個最大的不是秘密的秘密，封建專制制度下的黑暗和殘酷，再次暴露無疑。不是慈禧，又是誰能讓這些剛剛有些苗頭的變法很快流產(chǎn)。

“宮廷政治”，這個帝制下的毒瘤和怪胎，幾千年來都在行走著，始終如此。連對皇家始終肝腦涂地的翁同龢，也被同僚好友榮祿指為“奸狡性成……其誤國之處，有勝于濟寧（按：指孫毓文），與合肥（按：指李鴻章）可并論也，合肥甘為小人，而常熟（翁）則仍作偽君子……”終被慈禧下令撤了翁的毓慶宮之差。

光緒帝，此時在毓慶宮連“獨對”的人，也沒有了。

變法，十四項新政，不得不被“冰凍”起來。

康有為這才覺得渾身很冷。

對有的維新者來說，遠不止“很冷”。                (未完待續(xù))

（作者：張?。?/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