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康姓的根源，我們此前已通過出土文物、金文和《尚書》《史記》《左傳》等諸多典籍及其注釋，得出明確而清晰的結論，康姓得氏于文王第九子姬封（或叔封）在武王伐紂次年（公元前1045年）被封康城（今河南禹州），依“胙之土而命之氏”的古制，始有康氏，姬封才稱康叔（或康叔封），康叔即為康姓得氏始祖。前1042年，因康叔參加平定三監(jiān)之亂“捍祿父之難”有功，他又被王朝徙封于衛(wèi)，成為周之東方諸侯之長“孟侯”，故又稱衛(wèi)康叔，司馬遷為其傳曰《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就體現(xiàn)了這種家族姓氏的特點。由此，我們亦可清楚地認識到，其后出現(xiàn)的所謂“以謚為氏”說顯然是不合理的。為了讓廣大康氏宗親更進一步堅信“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康城”的正確可靠性，我們再引用出土文物清華簡《系年》的記述證明之。

清華簡是清華大學收藏的由校友趙純國2008年捐贈的出土竹簡，經(jīng)多位專家觀察鑒定，公認是戰(zhàn)國時期楚地“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清華簡《系年》是自西晉發(fā)現(xiàn)《竹書紀年》1700多年之后發(fā)現(xiàn)的秦代之前的完整史書，全篇分23章，其第四章記述：“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之厚屏。乃先建衛(wèi)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衛(wèi)人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周惠王立十又七年，赤翟王峁虎起師伐衛(wèi)，大敗衛(wèi)師于瞏，幽侯滅焉。翟遂居衛(wèi)，衛(wèi)人乃東涉河，遷于曹焉立戴公申，公子啟方奔齊。戴公卒，齊桓公會諸侯以城楚丘，歸（？）公子啟方焉，是文公。文公即世，成公即位。翟人或（又）涉河，伐衛(wèi)于楚丘，衛(wèi)人自楚丘遷于帝丘。”（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貳）》，中華書局2011年12月第1版，第144頁）在那個用竹簡記錄的時代，能以如此多文字刻記歷史事實，實屬不易，對我們今天了解真實歷史彌足珍貴。這段對衛(wèi)國歷史的記述，不僅佐證了《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的準確、真實性，并且還給予了某些細節(jié)的補充，更確鑿證明康叔是初封于康城（康丘）、徙封于衛(wèi)國的。簡中雖未直言“康叔”，但言“乃先建衛(wèi)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看，初封于康丘則確鑿無疑。而且，簡中所言周惠王十七年（即前660年）翟人伐衛(wèi)，衛(wèi)人被迫東涉河遷于曹及其后屢次遷都的史實，也正與我們依據(jù)《史記》及其他典籍所推算出的衛(wèi)國都朝歌長達383年完全相符。

這里的問題是，《系年》所言“康丘”何以證明就是“康城”呢？《說文解字注》釋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為也。從北從一?！贬屘摚骸按笄鹨?，昆侖丘謂之昆侖虛?！?/span>（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386頁）可見，丘，又釋為墟、廢墟?！栋й罚骸霸恢闹疄榍鹳狻！薄豆茏印ぐ擞^》：“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墟?！庇纱丝芍?，所謂“康丘”，就是以“康”標明的一處史上的舊墟，就戰(zhàn)國時代而言，視為夏代遺留下的少康城之廢墟，是合理的邏輯推測。《尚書·周書·康誥》是先于竹簡《系年》記載康叔活動的較早典籍，其明確言：“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span> 這段話不僅明確交代了康叔封貴為文王之子，武王、周公之弟的身份，說明他徙封衛(wèi)國時還獲“孟侯”之稱，享有東方諸侯之長的權力，而且又向世人明示，在他被封衛(wèi)國時周公之所以作《康誥》以誡之，顯然其前已因“胙之土而命之氏”，徙封衛(wèi)國時并未改其“康”，不然，何以不言“衛(wèi)誥”呢？西漢孔安國曾在《康誥》下注曰：“命康叔之誥?？担邇?nèi)國名。叔，封字?！睎|漢馬融亦注曰：“康，圻內(nèi)國名?！倍嵭唬骸翱?，謚號（這也誤導后人認為康姓“以謚得氏”）?！薄渡袝x》唐孔穎達曰：“命之《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畿內(nèi)國名者，以管、蔡、郕、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在圻內(nèi)，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span>（《十三經(jīng)注疏》上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第202頁）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引宋忠曰：“康伯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清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按：“康叔子又稱康伯，則康非謚甚明，舊說以為國名，是也?！?/span> 《史記·衛(wèi)康叔世家》唐司馬貞索隱：“康，畿內(nèi)國名。宋忠曰：‘康叔從康徙封衛(wèi)，衛(wèi)即殷墟定昌之地。畿內(nèi)之康，不知所在?！币陨媳姸嗟浼甲C明，《尚書·康誥》之“康”，是康叔因封地“康”而命氏“康”。而出土的戰(zhàn)國竹簡《系年》所記“康丘”，更為我們提供了“康，圻內(nèi)國名”的鐵證，也進一步確證我們的結論，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康城。帶著對康姓得氏祖根地的神圣向往，我們曾多次前往此地考察祭拜，并請禹州市文博專業(yè)人士作介紹，在借助《民國禹縣志校注》《禹州地名志》進一步確認這里就是文獻記載“康圻內(nèi)國名”的同時，更從其具體的地理位置和作為“縣文物保護單位”的康城遺址標識驗證了“康圻內(nèi)國名”的可靠性和可信度。現(xiàn)在，聯(lián)想位于禹州西北16公里的康城遺址，那灌木與雜草掩映下的數(shù)十米黃土夯筑的城墻之滄桑，似乎在無言地向世人訴說，戰(zhàn)國時代人所謂“康丘”之稱，倒是更貼切地反映了曾經(jīng)顯赫的“少康城”已成廢墟之頹敗景象，更具時代滄桑巨變的歷史沉重感。

如果我們對“康丘”的理解是合乎邏輯的，那么，細讀《系年》，就能發(fā)現(xiàn)今人對這段出土文字的斷句和“康丘”地理位置的注釋，存在值得商榷之處。我們先看此處的斷句：“乃先建衛(wèi)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衛(wèi)人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照這樣斷句來讀，我們會發(fā)現(xiàn)，“乃先建衛(wèi)叔于康丘”，聯(lián)系上文，顯然難以講通?！跋冉ā笔裁矗渴恰靶l(wèi)叔封”嗎？而“衛(wèi)叔封”又何以與“于康丘”相統(tǒng)一呢？而且，“叔封”是人名，“衛(wèi)叔封”應是他徙封衛(wèi)后之稱，而此時斷不能言“于康丘”。基于此，我們把這句話重新斷句：“乃先建衛(wèi)，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衛(wèi)人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span>這樣一來，聯(lián)系上下文，讀起來就順理成章了?！澳讼冉ㄐl(wèi)”，既符合“周成王、周公既遷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設出宗子，以作周之厚屏”的初衷，也符合其它典籍的相關記載。如《左傳》定公四年言：“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挚凳濉竺衿咦濉浴犊嫡a》而封于殷墟。”而《史記·魯周公世家》亦云：“管蔡武庚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逐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余民。以封康叔于衛(wèi)。”依次斷句，讀后可以明白“乃先建衛(wèi)”是成王、周公“以作周之厚屏”之舉，而此時康叔已在武王伐紂后初封在康，故言“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余民”。為了便于治理“殷之余民”，才有“衛(wèi)人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之必然。這樣，康叔初封“康丘”，徙封“淇衛(wèi)”的史實就十分明晰。而且，在語法結構上，“衛(wèi)”作“建”之賓語，“叔封”作“侯殷之余民”的主語，也更符合表達的邏輯。至于此處何以言“叔封”而不言“康叔封”，這顯然與敘述者的視角有關，清華簡敘述衛(wèi)國之事，是從周公平定“三監(jiān)之亂”后為加強殷地治理，“旁設出宗子”而“先建衛(wèi)”開始的，既然敘說“旁設出宗子”，那么這位承擔“旁設”“建衛(wèi)”重任的“宗子”，必須以周王室至尊的文王之子的名號“叔封”稱之。若以“康叔封”稱之，就淡化了“宗子”的尊貴，違背了敬宗法祖的古制。因之，這里的敘述既突出了“叔封”的“宗子”之尊，也點明他從原封地“康丘”而徙遷“淇衛(wèi)”的史實。可見，在宗法禮樂制度尚嚴的戰(zhàn)國時代，《系年》作者稱“叔封”的敘事是很嚴謹?shù)摹＝?，杜勇、孔華在借助《清華簡》探討康叔始封地時，也覺得此處句讀不妥，他們做了這樣處理：“乃先建衛(wèi)叔，（衛(wèi)叔）封于康丘，以侯殷之遺民……”（杜勇、孔華《從<清華簡>說康叔的始封地問題》，《管子學刊》2017年2期）其實，這樣斷句把問題弄得更復雜了，戰(zhàn)國人記載“旁設出宗子，以作周之厚屏”時，似乎也不該稱“宗子”叔封為“衛(wèi)叔”吧？不知杜、孔兩位學者是否認可我們的愚見。

清華簡所記康叔自“康丘”遷往“淇衛(wèi)”的史實，也有助于我們進一步證明《史記·管蔡世家》的一處記載錯誤?！妒酚洝す懿淌兰摇费裕骸拔渫跬咐サ苁恕渫跻芽艘?，平天下，封功臣昆弟。于是封叔鮮于管，封叔度于蔡，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于魯而相周，為周公。封叔振鐸于曹，封叔武于成，封叔處于霍。康叔封、聃季載皆少，未得封?！边@里的記載明確告知世人，武王克殷后曾有分封諸侯的史實，也可視為我們前面論述康叔始封康城、徙封衛(wèi)國的佐證。然此處言“康叔封……少，未得封”，顯然是司馬遷的誤筆，有悖歷史事實。這種說法，不僅與《史記·管蔡世家》后文的敘事自相矛盾，而且也與《史記》他處的記載相抵牾。《管蔡世家》在記載周公平定“三監(jiān)之亂”功績后，又言“分殷余民為二：其一封微子啟于宋，以續(xù)殷祀；其一封康叔為衛(wèi)君，是為衛(wèi)康叔”。這里言“康叔封為衛(wèi)君，是為衛(wèi)康叔”，清楚表明了封地與其稱謂的關系，那么本于姬姓的文王之子叔封，如果沒有在武王伐紂后受封康城，又何以稱其為“康叔封”呢？這是同一文中的自相矛盾。而在《史記·周本紀》的敘事中，亦出現(xiàn)了與“康叔封……少，未得封”相悖的記載?！吨鼙炯o》具體記述了武王伐紂勝利的次日，在商紂宮舉行革故鼎新大典的場面：“其明日，除道，脩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zhí)劍以衛(wèi)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wèi)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渫跤衷侔莼?，乃出。”并言武王西歸后，“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其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試想，在周王朝如此隆重莊嚴的大典上，“衛(wèi)康叔封布茲”，可承擔如此重要角色，他一定是參加了牧野之戰(zhàn)的有功者，絕不可能是“少”不更事隨軍玩耍的孩童，更何況武王西歸“封功臣謀士”時“余各以其次受封”呢？還有，《左傳·定公四年》有言：“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弟無官，豈尚年哉！”指出武王當時是以德封其弟的，也否定了康叔未封的記載。很顯然，《管蔡世家》所言“康叔、冉季載皆少，未得封”之說，是站不住腳的，這是司馬遷記載有誤。《史記》百三十篇五十余萬字的煌煌巨制，出現(xiàn)這樣的紕漏在所難免，我們指出這里的筆誤，絲毫無損其“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光輝，只為進一步確證一種歷史事實：叔封始封于康城，方稱康叔封，始有康氏；其后徙封衛(wèi)國，故又稱衛(wèi)康叔，因此康姓人奉康叔為得氏始祖。

基于以上的理解，我們也發(fā)現(xiàn)清華簡整理者對“康丘”地理位置的解釋值得商榷。清華簡注釋康丘“其地應在殷故地邶、鄘、衛(wèi)之衛(wèi)地范圍內(nèi)，故康叔也可稱衛(wèi)康叔”。（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zhàn)國竹簡（貳）》，中華書局2011年12月第1版，第145頁）我們覺得，釋“康丘”的地理位置“應在殷故地邶、鄘、衛(wèi)之衛(wèi)地范圍內(nèi)”，顯然與簡文所述之意不符。依邏輯常理，若“康丘”在“衛(wèi)地范圍內(nèi)”，簡文何以自相矛盾而言“衛(wèi)人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的明確敘事，就是對這樣解釋的斷然否定。試想，在那個交通不便、通訊落后的時代，怎能在如此近距離的范圍中還要遷移折騰呢？而且，從詞義而言，“康丘”顯然是一個具體地名的指稱，“淇衛(wèi)”則是一個地域的指稱，既言“衛(wèi)人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亦足見“康丘”不在“衛(wèi)地范圍內(nèi)”。我們注意到，杜勇、孔華的《從<清華簡>說康叔的始封地問題》一文，通過比較、辨析和充分論證，最終的結論是“前賢以為康叔始封于康，其地在成周東南即今禹州與汝州之間、穎水以北，仍是最合理的推測”，即位于河南省禹州市西北16公里的康城遺址。由于康叔初封地“康丘”是位于禹州附近的康城遺址，這里與“淇衛(wèi)”隔著黃河，尚有一段距離，“以侯殷之余民”顯然不便，故“衛(wèi)人自康丘遷于淇衛(wèi)”。言至此，清華簡整理者所作的“康丘”注釋，是否應該適時作出補正呢？

有清華簡這樣戰(zhàn)國時代的文獻資料證明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國康城，那么，后世所謂以“謚”得氏的說法就顯然站不住腳了。目前，在我們看到的有限典籍中，有康姓以謚為氏明確記載的，是在唐代。唐時林寶《元和姓纂》有言“康，衛(wèi)康叔之孫以謚為姓也”。到宋代，鄭樵和鄧名世皆沿襲林寶的提法。鄭樵《通志·氏族略》：“康氏，姬姓。衛(wèi)康叔支孫以謚為氏?！编嚸馈豆沤裥帐蠒q證》：“康，出自姬姓，周文王子封為衛(wèi)侯，謚曰康，支孫以謚為氏。”唐宋時代姓氏典籍中這些敘述，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后人，進而誤導某些康氏支系將“康姓以謚得氏”寫入族譜中。今有清華簡《系年》這樣的出土古籍作證，我們當更進一步明確地認識到，康姓得氏于始祖封康城，斷不可繼續(xù)以訛傳訛，再秉持“康姓以謚得氏”的觀點了。

可以說，作為出土文物，戰(zhàn)國時期的竹簡記載具有更貼近那個時代的真實性、可靠性。清華簡關于衛(wèi)國歷史的記載，使我們更堅信近年來關于康姓得氏根源探討的合理與正確性：康叔初封康城、徙封衛(wèi)國，康姓得氏于始祖始封康城，是“胙之土而命之氏”。

    (作者：康心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