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基淵，字靜溪（或言字南蒲，號靜溪），山西興縣人，生于雍正七年（1729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甲進士?！肚迨犯濉肪硭陌倨呤哂杏涊d，他先任河南嵩縣知縣，“服闋，授甘肅鎮(zhèn)原，調皋蘭，擢肅州直隸州知州”，“四十四年，擢江西廣信知府，”，四十六年（1781年）“卒于官”。他生命雖短，除去丁憂，為官也僅二十多年，但其“治官事如家事”的德政之聲，卻在歷任地的百姓中有口皆碑。他離任嵩縣后，嵩民在老城二道街建“康公祠”以示懷念；離開肅州時，“肅民數(shù)萬道攀轅哭留”，為紀念其功績建“德政坊”一座，刻其善政16條于石。這樣一位受民贊頌的地方官，細考其為官之道，一定能獲得不少可資借鑒的寶貴經(jīng)驗。本文試就他一貫為政重教的思想作一淺析，以期能給今人以裨益。

    康基淵的為政重教思想，不是寫在他的著作里。而是體現(xiàn)在他二十多年的為政實踐過程中，凝聚在他造福于民的德政功績中。一方面，他重教興學，無論在哪里為官，都把辦學放在為民造福的重要位置，千方百計籌措經(jīng)費，確保孩童學有所教；另一方面，他重視教化民生，既教民稼穡經(jīng)營之術，又教民化愚啟智之道，使民得以安居樂業(yè)。而且他自己又身體力行，常率先垂范，為政重教思想就點點滴滴地散落在他“治官事如家事”的人生道路上?；仡櫩祷鶞Y的為官之路 ，吸收其為政重教思想的精華，也一定能為我們“執(zhí)政為民”的共產黨人提供有益的幫助。

    先談他重教興學。《清史稿》明確記載，康基淵在嵩縣任上“以無業(yè)之地，建社學三十二所”， 在肅州任上“建社學二十一所”，任廣信知府僅三年，沒有建社學的記載。細考其嵩縣任期，自乾隆28年12月赴任算起至三十四年授甘肅鎮(zhèn)原，再除去丁憂，也不足四年。其間，他突出的政績在興修水利，“凡開新舊渠十八，灌田六萬二千余畝”，因而得“巡撫上其事，優(yōu)詔議敘”?？上胍豢h之父母官，為政一地，要做的事千頭萬緒，在確保百姓衣食溫飽和社會穩(wěn)定的同時，還能建社學三十二所，已足見為政者對教育事業(yè)的重視。自“授甘肅鎮(zhèn)原、調皋蘭，擢肅州直隸州知州”，到“擢江西廣信知府”，康基淵在甘肅三處任職，共十個年頭?！肚迨犯濉窙]有明確記載，我們也沒有仔細考證他各處任職的時間長短，但僅從他任期內修渠、屯田、植樹、革番外“建社學二十一所”看，他的重教思想在其為政理念中占有多么重要的位置。而且，為解決辦學所需，他“界荒田為七區(qū)，招民佃種，區(qū)取租十二石，給各社學”。另據(jù)蘭州地方志記載，乾隆5年甘肅巡撫將原靖逆侯張勇府第改建為皋蘭縣文廟，“乾隆41年，由前皋蘭縣知縣康基淵等六人在此倡設興文社”，并“以捐銀發(fā)商生利，以利息為皋蘭縣士子鄉(xiāng)試、會試旅費”，光緒32年，在此創(chuàng)建皋蘭縣興文社立小學堂，民國初改為皋蘭縣興文社小學，解放后成了蘭州市城關區(qū)延壽巷幼兒園。“興文社”滄桑變遷的歷史，同樣昭示著康基淵為政重教的一貫追求,“捐銀發(fā)商生利”以資士子的舉動更見其重教興學的良苦用心。乾隆44年，康基淵又擢江西廣信知府，46年即卒于官，其間政績《清史稿》無記載。但從《廣信府志》和《上饒縣志》所載他擴建信江書院和修建文筆塔來看，短暫的任期內其為政重教之行為已得到廣信人的認可。信江書院為清初義學，名曰“曲江書院”?？滴跄觊g知府周鎬元第一次擴建，并更名“鐘靈講院”。乾隆8年，知府陳世增大修，又更名“紫陽書院”。乾隆46年，康基淵再次大規(guī)模擴建，增設亭閣和學舍數(shù)十楹，并在竣工之日親為之記,同時以自然物體更名為“信江書院”，自此院名相沿不改。據(jù)記載，擴建后的書院宏暢無比，氣概非凡，在當時的府治邑內各大書院中無可比擬。而文筆塔建在與書院隔水相對的山峰上，山因塔而名文筆峰，文筆塔早已不在，文筆峰之名一直沿襲，并演繹了一段康基淵有感于落魄苦行僧的豪爽文氣和上饒豐厚文化底蘊而建塔的美妙傳說。他擢升廣信知府只有三年，就能對廣信最高學府進行大規(guī)模擴建并贏得如此口碑，沒有為政重教思想的支撐，那是斷然做不到的。

    康基淵的重教興學，還表現(xiàn)在他政務之余的著書立說和嚴于家教上。康基淵勤政愛民，任職之處都頗有政聲，可想他為政之用心與勤勉。但為了更好地興學重教，他還不忘著書立說，編修地方志，給我們留下了《家塾蒙求》、《南圃文鈔》、《女學纂要》、與其兄合著的《霞蔭堂文鈔》及多卷《嵩縣志》和《廣信府志》等寶貴遺產。特別應提出的是《家塾蒙求》（其道光復刊本的宋紹“跋”中還言“康有《霞堂文稿》，傳誦藝林”）， 該書是一部工具書，分天地人物四部，每部舉出相關名物作一簡介?，F(xiàn)代著名的語文教育家張志公先生稱其“象一個分類的百科小詞典”，與同類書相比，它“通俗簡要，所收的名物大都是比較常見的，所以流行相當廣泛”，書成于乾隆34年，初刻于嘉慶7年，后又有多次復刊本，“從書的流傳情況，可以看出它在群眾中間是相當受歡迎的”。從這部工具書的體例、內容、語言及流傳情況，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作者用心于家塾教育的初衷。正因為康基淵懂得教育又重視教育，所以在那個時代更能躬身實踐，嚴于家教，所育五子，兩個進士，三個舉人，家有“五子登科”之榮耀。身后又因其子紹鏞之功名，而被嘉慶皇帝依國爵優(yōu)宗制度“以教子有方封為振威將軍”。

    康基淵作為一名封建時代的地方官，其為政重教的思想更多地體現(xiàn)在其教化民生的治官實踐中。在嵩縣，他為政以教，對伊水舊渠“按行舊址，勸民修復”；“田高渠下者，則教為水車引溉”，“植桑教蠶，出絲甲于他邑”。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還著《嵩民種田說》，教民因地制宜，當種“谷米布帛”以“務本”，種經(jīng)濟作物以“調劑”，達“兼權錢幣”之目的。“大抵嵩野中熟，產粟可供食年余”，因而“如麥后八分種粟，二分蒔藍。以十畝計，可獲粟二十四石。收藍易價后種蔬，二畝所出，亦可獲緡錢二十四千文，利反倍多也”。據(jù)民國時陳邦賢《自勉齋隨筆》所記，康基淵還曾教嵩民種百合以增加收入?！侗静萁?jīng)》言“百合生宛朐”，宛胊在嵩縣西南。清時，百合要進貢，可那里深谷危崖，不易采摘?？祷鶞Y知嵩縣時，便謀之于士人，在城之西郭，買地四十畝，分為六個區(qū)域，教民試種百合，年可產一千余斤，五年一取，更番種刈，時時培護，節(jié)制其旱澇，募田夫，給其食，使他專任其事，不久便成了一個百合園。他又在此建亭、鑿池、樹柳、藝桑，夏季迎母親來此避暑，四郭的婦女也到此納涼，這里成了一處優(yōu)美景區(qū)。其母親去世后，鄉(xiāng)下人便在此建立祠堂，每年都有人前往祭祀。嵩人對康基淵的擁戴之情由此可見一斑，但假若不是采用教化民生的為政之道，而僅靠簡單的行政手段驅之于民，那是不可能贏得如此政聲的。不僅當時“巡撫上其事，優(yōu)詔議敘”，而且今天的清史專家和經(jīng)濟學者，也都對其治嵩功績給予充分肯定。高玉凌在其《十八世紀經(jīng)世學研究》一書里，把康基淵列入這個時代的經(jīng)世學派中。在甘肅鎮(zhèn)原、皋蘭和肅州任上，他決定開渠、拓荒前，先“詢訪耆舊”；每有行政舉措，必“博求利病”，要植樹則“遍喻鄉(xiāng)堡”，保民“薪樵取給”，而革番，則“民采買需索，皆有實惠”。顯而易見，他為官之所以政令暢通，績效顯著，就在于其始終重視為政以教，教民能曉之以理，授之以法，明之以利，故民順從其政，愿聽其令，樂為其事,安于其治。

    康基淵為政善于教化民生，還表現(xiàn)在他發(fā)掘當?shù)厝宋倪z跡和倡導文明之風。嵩縣是商代名相伊尹故里，為弘揚其仁德以育嵩人，康基淵于乾隆30年在縣城東關立碑一方，上書“商相伊尹伊陟故里，嵩縣知縣康基淵立石”?！夺钥h志》還有記載，康基淵與鄉(xiāng)紳捐資修繕廟宇、浴室。今稱嵩縣八大景之一的“曲里溫泉”及相關傳說，當源于此。相傳此處為商湯王聘伊尹之地，當年曾建有湯王廟和溫泉浴池——湯池?？梢娍祷鶞Y治嵩留給后人的影響多么久遠。光緒版《興縣續(xù)志》上卷記載，他在肅州任上時，為避免當?shù)匮匾u已久的民族沖突，他對回民以“信義”相待。若有回民騎馬與境內百姓滋事械斗，他總“單騎往視，申明舊約”，平息糾紛。他審案聽訟，亦重教化，從不濫用嚴刑重法，“刑民未嘗逾小板，民間遂稱為‘康八板’。”在廣信知府任上，他不僅重視此地的人文風脈，建起文筆峰，擴修信江書院，而且采取有效措施破除當?shù)氐哪缗畫肱f俗。光緒版《興縣續(xù)志》上卷記載，基淵任廣信知府時，聞當?shù)啬鐙肼?，即以此題命文人士子廣為議論，然后擇其言詞愷切者廣為宣傳，“錄示遠近，并設立育嬰局及嬰長、紳士、穩(wěn)婆等互相勸戒，行之三月，其風隨絕”。陳邦賢《自勉齋隨筆》所記更具體，康基淵得知“廣信俗多溺女，他便勸諭民眾，并設為厲禁。他又給接生婦人的口食，令有溺女的人隨時報告。又設嬰長一人，給她田19畝，叫她稽查女嬰。假使有貧不能養(yǎng)的，叫她暫時寄育在嬰長那里，每月以所育的女嬰數(shù)列冊呈報官廳，因此救活的女嬰不少。他又把這種方法推行到所屬各縣，那溺女的風氣便漸漸地移轉了。”想一想，一個十八世紀封建社會的地方官員，能出此良策治理一地的溺女嬰舊俗，真可謂驚世駭俗之舉，可見其傾心教化民生之執(zhí)著！ 

    由于筆者閱讀視野和研究水平有限，只能就康基淵的為政重教思想做出這樣粗淺的探討，以期就教于康基淵研究方家的指正。但我感到欣慰的是，能以此拙文呈現(xiàn)康基淵為政之一側面，已足見康氏先賢之風范，亦堪為后人所敬仰！行文至此，我腦子里驀然閃過周公在《周書·梓材》中要康叔“勤用明德”和“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的告誡，康叔勤勉為之，因而“能和集其民，民大悅。”詩書傳家的康基淵當識之，更遵行之，其“治官事如家事”的德政之聲傳承了康叔遺風。這份寶貴遺產更當為康氏子孫世代相傳，尤其當為那些“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的當代為官者所珍視、謹記和借鑒學習。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