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氏作為天潢貴胄，有著良好的家教傳統(tǒng)。各支系都尊師重教，注重家族子弟道德學(xué)問的養(yǎng)成，因為門戶是靠人才支撐的。清代合河（今山西興縣）康氏就是其杰出代表，對此亦特別重視，他們在對子弟的教育上和清代的文化建設(shè)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們在子弟養(yǎng)成教育中的很多獨特的做法，對我們當下進行子女教育，仍有啟示和借鑒意義。

合河康氏在子弟培養(yǎng)中第一個獨特的地方，就是苦心孤旨地為家中子弟編寫一部童蒙教育的自用教材，事在家族由陜遷晉后的第十三代。據(jù)康基田《茂園自撰年譜》（以下簡稱《年譜》），合河康氏本居陜西清源縣，相傳為明武功康對山（大明狀元康海）先生分支，遷晉十三世時，家族在科舉入仕上漸入鼎盛，康基田、康基淵兄弟二人先后舉進士，而且兄弟二人的成功，也不是突然爆發(fā)的?；铩⒒鶞Y公前四世祖，皆為邑庠生。二人科舉求仕的成功，成了他們重教的新動力。在讀書的過程中，每個人都經(jīng)歷過童蒙教育的階段，康基淵公對此應(yīng)該是很熟悉的。可能他對傳統(tǒng)的童蒙教材不滿意，或者要編一本自己的教材作傳統(tǒng)童蒙教材的補充，或者他有自己的教育藍圖，促使他下大功夫編寫家塾子弟自用教材，這種做法在古代對家族子弟的教育中是很少見的。因為古代家塾中由族賢充任塾師很常見，但所用教材一般都是取自前代的。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xùn)》，從書名上就可以看出他是為教育自己的子弟撰寫的，但這部書既不是識字的書，也超越了童蒙教育的范圍，它所講的內(nèi)容大多關(guān)乎子弟的道德養(yǎng)成。從班固《漢書·藝文志》中可以了解到，漢代“小學(xué)”教材已經(jīng)很豐富，但它們偏重在語言文字方面。由于語言文字知識是通經(jīng)書的鎖鑰，《四庫全書》分類時把它們附在了經(jīng)書的后面。中國向來重視童蒙教育，兩漢之后，相應(yīng)的童蒙讀物也就特別多，到清代時，中國歷史上積累下來的兒童啟蒙讀物已經(jīng)是汗牛充棟，如《三倉》、《顏氏家訓(xùn)》、《干祿字書》、《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規(guī)》、《四言雜字》、《六言雜字》、《訓(xùn)蒙詩》、《神童詩》、《千家詩》、《聲律啟蒙》、《養(yǎng)蒙針度》、《文字蒙求》、《幼學(xué)故事瓊林》、《小學(xué)紺珠》、《龍文鞭影》、《童蒙養(yǎng)正》、《名賢集》等。雖然缺乏相應(yīng)的史料記載，但從情理上判斷，合河康姓子弟，對這些東西會有涉及，但康基淵為了家族子弟更好地應(yīng)對科舉考試，還是耗費極大的精力，編纂了自己家塾的教材—《家塾蒙求》?！都役用汕蟆饭参寰恚痔?、地、人、物四部分，每條詞語能給出義界的都給出義界，不能給出義界的也要采用其他方法解釋清楚。在解釋時采用了多種訓(xùn)詁方法。引證時多用古籍中的原句，行文嚴謹而又精粹?！都役用汕蟆泛芟褚徊績?nèi)容豐富的小型百科全書。從編纂指導(dǎo)思想上看，除宣揚中華民族傳統(tǒng)美德，注重受教子弟的道德養(yǎng)成外，還志在博物，使受教子弟眼界寬大，以便更好地應(yīng)對將來的科舉考試?！都役用汕蟆泛芏嗟胤轿淖稚願W，非一般蒙童可以理解，也可以證明作者是注目于長遠而非眼前的。

    康基田成名后有“題南京尊經(jīng)書院”聯(lián)：立德立言立功士先立志 ，    有猷有為有守學(xué)必有師。合河康家以儒業(yè)起家，清代為盛族。朱彭壽《舊典備征·累代科甲》卷一記合河康家科甲之盛，其仕途最著者有康基田（字仲耕，號茂園）、康基淵（字靜溪）、康紹鏞等?？祷鶞Y更是能躬身實踐，嚴于家教，所育五子，有兩個進士，三個舉人。其子紹鏞更是一代名臣，且在文化建設(shè)上做出了巨大貢獻。

上面我們已讓大家初步看到，合河康氏在辦家塾培養(yǎng)子弟上，有自己的獨到之處。前面我們已提到，合河康氏家塾于傳統(tǒng)的教材之外，編有自己的教材，而且教材質(zhì)量高，目標的指向性非常明確。再者，家中除購買各種書籍外，還自己刊刻了大量書籍，藏書豐富，使子弟能博覽群書，開闊視野。還有最重要的一方面，合河康氏為使子孫學(xué)有所成，注重延攬名師。除族中賢達親自教授外，在家族生存條件有相當改進后，還不惜重金，遍求名師。從《年譜》記載中可知，始祖登有公由清源遷于山西太原府之興縣，九世之后，自基田公高祖映潔公始，曾祖虞風(fēng)公、祖眾之公、父還齋公，四代皆為邑庠生，讀書求學(xué)，已有相當成就，從此，家族由亦耕亦讀變?yōu)槭棺拥芤恍淖呱献x書求仕的道路?！赌曜V》曰：“先考還齋公，幼開敏，為文章，操筆立就。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家貧無擔(dān)石儲，然喜購經(jīng)史；教子弟讀書，悉口授無所遺。嘗曰：‘吾不能治生產(chǎn)，然生產(chǎn)有時而盡，吾以墳籍貽子孫，其為田宅也多矣。’”可見，家傳由耕轉(zhuǎn)讀的傾向已相當明顯。家族中一些飽學(xué)之士，也肯屈身家教，傾心投入對子弟的教育。如基田七歲入家塾，十一歲時，由他的從伯父親自教授?！赌曜V》曰：“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戊午，十一歲，受業(yè)于從伯父子丹先生，得聞主靜之學(xué)。先生諱忱，康熙戊戌進士，由詞垣改部曹，出守黃州。以清介忤上官，劾歸。著有《友霞詩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以下簡稱《索引》）：“忱，山西興縣，清康熙五十七年三甲第十四名。”一位做過知州的進士，肯俯下身子教授一個十一歲的蒙童，不能不說是這個蒙童的幸運，也顯示出族人長遠的眼光?；锸臍q時補博士弟子員，始通經(jīng)義。十五歲，受業(yè)于孫嘉淦?！赌曜V》曰：“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壬戌，十五歲。時同里孫文定公嘉淦休于家，往請業(yè)焉。公有知人之鑒，常語人曰：‘康氏子氣宇非凡，他日必出人頭地。’所以題拂而揚詡之者，無所不至。”《東疆學(xué)刊》2007年第3期載北京師范大學(xué)博士后付瓊的文章《李兆洛與合河康氏刻書事跡考》，稱“康氏兄弟受學(xué)于當時乞休在家的清代名臣孫嘉淦，學(xué)業(yè)大進。”說明是康基田康基淵二人同受業(yè)于孫嘉淦。兄弟二人一同受業(yè)，應(yīng)該可信，因為弟弟康基淵才智不遜乃兄，后來康基淵比康基田早兩科中進士，就是明證。孫嘉淦亦是山西興縣人，出身貧苦，康熙五十二（公元1713年）年進士。歷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康乾之世以直言敢諫著稱的名臣，歷任國子司業(yè)、國子祭酒、學(xué)政、鹽務(wù)、河工等要職，累官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刑部尚書、協(xié)辦大學(xué)士。前人評價說：“嘉淦初為直臣，其后出將入相，功業(yè)赫奕，而學(xué)問文章亦高。”孫嘉淦著述很多，因與本內(nèi)容無關(guān)，這里不一一列舉。孫在國子司業(yè)、國子祭酒任上，曾撰寫《成均講義》，親自給太學(xué)生授課，其教育生徒的經(jīng)驗，非一般儒師可比。這樣一位名聲功業(yè)顯赫的三朝元老，竟然肯親自為兄弟二人授業(yè)，并多方褒揚獎掖，真是興縣康氏的幸事。后康基田、康基淵能考中進士，并在仕途上飛黃騰達，在文化建設(shè)上多所建樹，與他們青少年時迭遇名師有很大關(guān)系?；锕v達后，對子侄的教育更加重視?？导胰值苤?，老大康基命、老三康基淵皆先于基田公而逝，基田公將嫂夫人延氏迎進衙署奉養(yǎng)，康基淵的遺孀及兒女亦由基田公照料。據(jù)《年譜》：“乾隆四十七年夏，靜溪（康基淵）柩及眷屬返自西江，因無家可歸，為購十數(shù)椽于河內(nèi)之中道村以待······撫安弟妻及諸侄于新居······后又購屋于太史莊，令居之，延四明黃孝廉定文課諸侄讀。”

基田公亦長期將家塾設(shè)在衙署之內(nèi)，督勵子孫讀書上進。據(jù)《年譜》載，基淵公育有五子，其辭世時，四子紹鏞年方11歲，其余四子年紀都不大，五子除基淵公給他們打下的基礎(chǔ)外，亦賴基田公所造就。后五子皆成功名。長子康儀鈞，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舉人，官至內(nèi)閣中書。次子康綸鈞，乾隆五十二年丁未進士，曾任吏部郎中、鴻臚寺少卿、通正使司參議、翰林院編修、陜甘學(xué)政。三子康文鐸，嘉慶五年（公元1800年）庚申舉人。四子康紹鏞，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己未進士，歷官兵部主事、鴻臚寺少卿、通政司參議、大理寺少卿、安徽巡撫、廣東巡撫、廣西巡撫、光祿寺卿。五子康維錦，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庚午舉人，署信陽州場大使?；鶞Y公五子，成就在基田公二子兆奎、兆臺之上，基田公無私造就之功，浸透了兄弟間的手足親情。

前面已提到，基田公長兄基命，先基田公卒?；谑罆r，為了讓二位弟弟一心向?qū)W，自己承擔(dān)了全部家庭生活重擔(dān)，甚至親為傭保，為兩個弟弟賺取生活和讀書費用?；蛉搜邮?，也日夜紡績，以補家用。基命公卒后，基田公不忘兄長恩德，贍養(yǎng)遺孀，教育基命公兒孫。后基命次孫康濘果中進士。《年譜》：“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乙丑······侄孫濘捷禮闈，以知縣歸班選，靖軒兄次孫也。”據(jù)《索引》：“康濘，山西興縣，清嘉慶十年三甲第66名進士。”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基田公在教育兄長基命公、弟弟基淵公兒孫科舉求仕上所耗費的巨大心血，真可謂無愧于天地間矣！

據(jù)《年譜》載：“嘉慶十七年（公元1812年）壬申，八十五歲，······親授同孫（綸鈞第三子同治）業(yè)，延師督課之”，康基田此時已是衰朽之年，還要親自為孫子授業(yè)，可見他對子孫教育的重視到了何種程度。嘉慶十八年，皇帝在恩準其致仕就養(yǎng)的詔書中稱其為“儒林人瑞”，可看成是對他一生讀書向?qū)W的精神的總結(jié)。這種讀書重教傳統(tǒng)，完全被子孫后代所繼承。其中最有成就的當屬康紹鏞?？到B鏞的學(xué)問，除康基田、康基淵親授外，他還受學(xué)于清代古文家泰斗、桐城派領(lǐng)袖姚鼐。據(jù)康紹鏞《古文辭類纂后序》：“余撫粵之明年，子兆奎師陽湖李君兆洛申耆來，語及桐城姚姬傳先生《古文辭類纂》一書。在其家，余嘗受學(xué)于先生。凡語弟子，未嘗不以此書。蓋先生之于是，亦勤矣。顧未有刻，因發(fā)書取其本，校付梓人，序其后曰：先生博通墳籍，學(xué)達今古，尤善文章，然銘之必求其人，言之必附于道，生平未嘗茍作也。以乾隆二十八（公元1763年）年入翰林，散館改刑部，歷官郎中，典試山東湖南。當國家平治之際，而已無言責(zé)于廷臣，集議嘗引大體，無所附麗。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xué)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下，先生不應(yīng)，謝病歸······歸后數(shù)年，客揚州。有少年從周古文法者，于是集次秦漢以來至方望溪劉淳峰之作，類而注之，總700篇74卷。先生之著述多矣，何為勤于是哉？”姚鼐何以樂于做康紹鏞的業(yè)師？康紹鏞何以能在姚鼐門下受業(yè)？應(yīng)該說憑的完全是康家和姚鼐的私誼。姚鼐是康紹鏞父康基淵的同年，又是其伯父康基田的摯友，若有所請托，當?shù)迷手Z。再者，得青年才俊出己門下，也是古代很多做學(xué)問的人的愿望?？到B鏞能在姚鼐門下受業(yè)，對增進學(xué)問和見識，當然有極大的益處，這也是他后來為康氏家塾尋找塾師時要尋找大名士的根本原因。